林岫(1945-)女,字频中、如意,号紫竹居士、颐阳书屋主人。浙江绍兴人。汉族,著名诗人、书法家。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书法家协会主席。林岫的书法以行草为主要表现对象,她多遍临写《书谱》中黄庭坚、王铎、米芾的行草,汲取古人的营养。她临帖注意趣、理、势,对照原帖,在思考中欣赏,在欣赏中临写,在临写中有所“悟”。她对帖的“势”,有较高的体会和研究。
中文名:林岫
出生地:浙江绍兴
性别:女
民族:汉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945年
职业:诗人 书法家
毕业院校:南开大学
代表作品:《古文体知识及诗词创作》
权威编撰:道子羲之丨全球书画人物志
林岫 – 个人概述
林岫,著名诗人,书法家。国画大师范曾先生的第一任妻子。
1945年生,浙江绍兴人。196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大学学历,教授。1987年4月入党。1962年9月就读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6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68年7月任大兴安岭林业局干部,1976年6月任原兵器工业部《科技情报》副主编,1988年5月任中国新闻学院古典文学副教授、教授,2000年12月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书协第四届副主席,2004年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北京市书协主席,中国书协第五届副主席,中国国际艺术家研究院艺术顾问,书法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中日诗歌比较研究会副会长,艺术品中国网资深艺术顾问、2009年任中国楹联出版社《百家联稿》丛书编委会顾问等。
林岫 – 代表作品
《古文体知识及诗词创作》、《文学概论与艺术概说》(合作)、《古文写作》、《诗文散论》、《林岫汉俳诗选》等。主编过《中外文化辞典》(副主编)、《当代中日著名女书法家作品精选》、《汉俳首选集》、《当代书坛名家精品与技法》等。学术论文入选“1995汉城国际书法艺术学术大会”、“1996年短诗文学国际研讨会”(泰国)、“第16届世界诗人大会-诗歌文学研讨会”(日本)等。多次应邀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港澳台进行书法交流及讲学活动。自1993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中国风-诗书画坛》栏目中担任嘉宾主讲。其书法擅做草书,亦涉各体,大都书写自作诗词题跋。作品除参加国内重大书法展览外,还参加日本、韩国等国际书法等重大国际展览。
林岫 – 学术活动
学术论文入选“1995汉城国际书法艺术学术大会”、“1996年短文学国际研讨会”(泰国)、“第16届世界诗人大会-诗歌文学研讨会”(日本)等。多次应邀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港澳台进行书法交流及讲学活动。其书法擅做草书,亦涉各体,大都书写自作诗词题跋。作品除参加国内重大书法展览外,还参加《日中代表书法家作品展》(东京,1992、2000年)、《书艺月刊·百家墨作品》(韩国,1994年)、《国际书法交流展》(汉城,1995年)、《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东京,1999年)、《日本书道20家·中国书法20家作品联展》(东京、北京,2002年1月至5月)、《曰中书道家(各50家)作品交流展》(东京、北京,2002年7月至10月)等重大国际书法展。自1993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中国风-诗书画坛》栏目中担任嘉宾主讲。
林岫 – 个人语录
我爱书法,因为它是一个黑白分明的美的世界。书写心声,用点线抒发文学情感,乃平生一大快事。
在书海中泛舟,有搏击,也有欢乐。那是认识和进取的搏击,那是创造和超越的欢乐。
林岫 – 人物记录
把心声挥洒在黑白分明的世界
记著名女书法家林岫
当众多的书法高手们仍不断地在宣纸上抄录着古人的诗词时,著名的女书法家林岫在其书法作品中经常书写的却是自己创作的诗词。她认为,在书法这片黑白分明的世界里,应有自己的心声。这位四十七岁的女书法家兼诗人常常是在诗词创作之余,兴犹未尽之际奋笔挥毫,并据当时的心境和诗词的内容,选用合意的书体和风格。因此,她在书体和诗词最佳结合形式的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作为书法家,林岫担任着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的职务;她的书法作品气韵骀荡,笔墨秀逸,曾在全国书法大赛上获得过一等奖,并在《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作品精选》和《中日百家作品集》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诗人,她共创作了三千首诗词,已发表过五百余首。中国著名佛学家、书法家兼诗人赵朴初读了林岫的诗作后赞道:“很有诗才,实属难得。”他认为,林岫的诗是自然流出,没有作的痕迹。虽然已年近半百,但她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她中等身材,丰满合度,一双微含笑意的大眼睛里透着女性所特有的聪慧,举止言谈略带出男子般的豪爽与洒脱。每当这位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在课堂上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和诗词时,学生们便会为她那生动的讲解和渊博的学识所吸引。一位已毕业的学生说:“我们在大学时没少逃课,但从不错过林老师的课,因为她讲的课很有见地,我们都爱听。”
一位与她共事多年的老教授对她的评论是:“她很有学问,而且为人非常随和。”
然而,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她在诗、书和学问方面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是经过了数十年的磨练和等待后才获得的。
林岫于一九四五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五岁时就在外公的指导下学习书法。她七岁时开始学习诗词作法。由于不感兴趣,常将字写到桌上、墙上、甚至邻居家小孩的脸上。真正研习书法开始于中学时代。一九六二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很快脱颖而出,成了这个系的高才生。然而一九六八年当她毕业时,正遇上了灾难性的“文化革命”,她被列为“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学生”而被分配到内蒙大兴安岭的一个林场,当上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伐木工人。
上山伐木其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往往会把一个强壮的男人累垮。而林岫却和林场的七十八条男子汉一起整整干了七年,干得和他们一样出色。
然而比别人更出色的是,林岫在这七年中从末放弃书法练习和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不断写诗作赋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
她说:“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我第一次真切感到书法是最能抒发性情的灵物。我爱书法,因为它是个黑白分明的美的世界。”从此她便把书法和诗词创作作为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之间妇女书法的交流,林岫主编了《当代中日著名女书法家作品精选》。她著的《中日妇女书法古今谈》一文,其笔贯古今,俨然是一篇中日妇女书法的发展简史。此书荟萃了中日两国书坛的五十四名著名女书法家的近百件佳作。
林岫说:“中日两国女书法家携手并进的友好交往,必定为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
林岫 – 拜访林岫
今年“十一”前,我有幸拜会了全国著名女书法家林岫老师。一见面,林老师表现得非常高兴,谈及书法,她把她的字给我看:四壁墙上大都是她的作品。我一看感觉很好,十分潇洒,十分灵动,十分文静,不像是女书法家之手迹,称得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对满壁翰墨肃然起敬。
林岫老师,中等身材,红润的脸上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炯炯有神,显得端庄大方。虽是花甲,看上去却像中年一般。我把刚出版的《李太平根隶张迁碑》请林老师指教。林老师翻着说,很有特点,写这种字的人很少。她翻到刘炳森为我题的字时,我说我是刘炳森的学生。她说炳森字好,人更好,只是走得太早了。当她翻到《醒世箴言录》时,读了几条,觉得很有意思,并提出其中几条的修改意见:“不如这样写更好。”我很赞同。我又把我的一幅隶书和水墨画神犬图送给林老师指教。林老师说专门画狗的人很少,你画得很好,隶书我也很少看过这种写法,很有个性。
我又接过林老师的作品集《林岫诗书》,仔细翻阅,细细品味,行草、行楷创作的诗词,还有诗书画合壁,令我赞叹不已。
1991年,我从日本东京归来后,一个日本朋友给我寄来一本精装的赵朴初题写的《当代中日著名女书法家作品精选》。这本书是林岫主编的,其中的作者都是当今书坛的名家女将,她的作品也入选其中。林岫为此书倾注心血,撰文《中日妇女书法古今谈》,洋洋万言,赞美了中日妇女古今的书法创作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主题意识,讴歌了当今妇女书法家社会地位的改变和她们参与社会的能力,以及艺术上的成就。她的作品“高瞻远瞩”和跋语更令我十分陶醉。其实我早就注意到这位女书法家了,七十年代后期,我从我的书友奚乃安那里得知林岫的书法十分漂亮,而且诗词歌赋无所不精。想不到今又在京城相见,一睹林老师的风采,聆听她亲切的教诲。于是我拿起笔来,写出内心对林老师人品、书品及艺术创作方面的感受。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林岫对书法艺术的审美特点,书法美的性质和形态,书法美和现实美的关系,书法美与诗词歌赋的关系,做了深刻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美学观,这对推动中国书法自觉走向艺术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好一个“书法是一个黑白分明的美的世界”,这是对书法美的高度概括。美的世界产生美感,而美感是一个特殊的感情状态,一方面反映了人的感情状态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美感本源的客观存在事物之属性特征的丰富性。客观存在事物美的属性,不看其物质性,而在其物象,即在于客观存在事物的形象性。一切都是具体的,形象的,直观的,理性张力作为基础,起点、灵魂隐蔽其间,因此,美、美感才具有既朦胧又清晰,既模糊又鲜明,既可视又可见,时时处处能把握到,又说不清楚的特点。而艺术家——美的使者,才在这既艰难苦涩,又饶有趣味的事业中奋力跋涉着。宇宙间的事物各有各的美,而艺术家更偏好对他们进行不自觉的有意加工。所有艺术修养者,都能“自从一雨花零落,却爱微风草动摇”。
林岫老师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劳动,一干就是8年。8年的林海雪原生活磨难使她变得更加坚强。她在床头贴上“自强不息”四字以自勉。那皑皑白雪,那万木林丛,那蓝蓝的天,青青的水,自然给林岫心灵增添很多美感。她白天和大家一起干活。晚上,借着月光,听着松涛,在宣纸上耕耘。在美感问题上,林岫从探讨书法美、自然美的特性入手,把书法的艺术软件与美学的规律性统一起来,用美学原理指导研究书法的特殊现象,展示了书法创作中源与流的关系,打开了书法艺术联系社会的通道。林区劳动生活之后,她到北京一家刊物当副主编,贪婪地精读《书谱》,多遍临写智永的《千字文》、黄庭坚的《松风帖》,汲取传统营养。生活的磨练,社会的实践,辛勤的耕耘,丰富的阅历,使她找到了无穷无尽的美的源泉,因此林岫的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处。她的书法风格端庄大气,高雅秀丽。诗作魂,书作骨,诗书合壁,在中国书坛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林岫
1、快势:行草之中速度较快,笔画与笔画之间有牵连,有动感,犹如“飞流直下三千尺”。
2、腾势:笔画振作,结构飞扬,如天马行空,昂首向上。
3、倾势:上大下小,上重下轻,而大小轻重又不失宜,如危岩欲坠而不坠,而有“盖世”之气,大王之风。
4、拥势:字有中心笔,外有中心字,拥向中心,调和全局。犹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或微风涟漪,芙蓉出水。
5、绝势:笔断意连,有时一行之间几字一段,段段绝,又段段连,或如“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或如“悬崖百丈有惊心,忽见奇峰又突起”。
6、借势:偏旁之间互借,上下互连,斜借正,正借斜,俯借仰之类,佳人倚修竹,就有一种人与物之互相借势之美。
林岫的六势之美,基本上囊括了书法中笔、力、墨、意四种因素的作用,展示了自己的书法风貌。林岫六势的千变万化,是书法的无限丰富性、多彩性的表现,她所表现出的字魂体魄,庄重和谐,会“使观赏者之眼手以至于心理都跟着活动起来,有时振奋,有时沉着,有时飘逸,有时凝重,有时宽舒,有时严谨,有时增长了一般人的惊人的气魄和无穷的威力。”再如林岫诗书一体,行草一炉:“林家风格他家无”。如林岫90年参加中日妇女书法大展时之作“高瞻远瞩”四个大字,用笔老辣、雄浑、变化万千。“高瞻”二字的下半部分,皆有“口”字,但两个口字的写法不同,形态各异;“远”字的“走”旁,一扫传统的下势,反而向上行草,给人以醒目新鲜之感,落款“越中林岫书”,大度秀丽、自然祥和,看后给人以振奋向上之感。
艺术的创造,是一种艰苦的劳动,是一种独立的思考,是一种耐得寂寞的拼搏,是一种艰难的缔造和超越。林岫说,她希望自己每幅作品的诞生,都是一次艰苦的创造,“虽说洵非易事,但是可以努力。”林岫近几年展出的行草作品中所展现的情趣和风格,都是令人振奋的。我在河南“国际书展”中看到林岫所书的李白自谴诗后感到,她在充分理解李白飘逸旷达、徜徉自在的意境之后,以草书任意挥洒,翰墨淋漓,浑然天成。日本前外相大来佐武郎十分欣赏这幅作品,并托《人民日报》驻日本记者辗转求书,喜爱之情可见一斑。林岫的作品大都以行草出现在世人面前,篆隶偶然为之,其隶书《甲子初夏游日本浜名湖公园归来遇雨》条幅,就吸取了“张迁”碑的沉雄,“礼器”碑的秀丽,“曹全”碑的雍容,三碑合一,熔为一炉,又有自家风貌。林岫的楷书,端庄秀丽,娴静中见动趣,规矩内有新意。魏碑中她偏爱《张玄墓志》、《张猛龙碑》、《元显隽墓志》,对《张玄墓志》尤为喜欢,深入研究,吸其精华,营养自己。林岫的书法艺术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她的诗书互补,她的书法作品大都是书写自己所作诗词,这在书法家当中并不多见。她是全国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一九八七年夏天,她在承德与著名作家姚雪垠偶然相遇,姚老师说:“听说您的诗词写得很好,请以我的名字作幅对联如何?”林岫稍加思索,一幅对仗工整立意新颖的对联脱口而出:“山是青峰犹带雪,云如沧海更无垠”。姚老师拍手叫绝。
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有特定的艺术特征和艺术表现方式,因而通过法则的形式,使其艺术表现形式规范化,以保证其艺术特征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根本因素。因此林岫非常重视书法创作的法度和技法、笔法。为了掌握技法、笔法,她下了许多功夫,掌握楷行草的基本书写方法。但林岫在大量、长期的临帖过程中意识到,创造性的艺术表现是美的,模式化的表现则是不美的。因此临帖,学习古人之技法,都具有两重性,既能使表现形态规范化从而具有普遍意义形式,同时又以法则传统之不可更移性使形态表现模式化,从而阻止艺术创造性发展。作为书法家,林岫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她体会到,每临一帖,有其益,也有其害;从一师,面授有益,也受其约束。应当学七抛三,多学多似以克服之,这就是说临帖进入帖的境界和古人的法理之中,通晓古人是怎样创造着美的书法形象,使自己掌握他人技法、技巧,从而再现出近似他人的创造的美的形象。这种新的艺术特色——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就是自己的书法风格,构建新的法度意义,是一种新的审美法则。林岫的书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林岫论王献之书法诗云:“非行非草自开门,神压伯英谁与论?若步家风随逸少,泥舟何处觅真魂。”
林岫扬帆看海,如痴如醉。“四壁云烟围似帐,蘸空阶,点点凄凉雨”、“纵有鸡声谁耐舞,怕年年,诗卷饥难煮”、“也曾憔悴斜阳问天涯,林屏冻砚,吟魂堪砺”、“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林岫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林岫,一位书山勇士,艺海弄潮儿。她说:“在书海中泛舟,有搏击,也有欢乐,那是认识和进取的搏击,那是创造和超越的欢乐。”
林岫 – 品画“虚实”
在中国国家画院讲课,有学生问“书法家有必要学画吗”,答曰:“学与不学,听凭自愿;但是,最好都能知道一些基本的画理,至少应该学会品画。”
品者,观赏细味,进而评第优劣,论定高下,故又可以谓之品藻、品鉴、品第、品题等。品者水平程度不等,品鉴境界也不一。古人论画强调“才、学、法、悟”方面的要求,其实也很适合品者。品鉴不仅对研究者有意义,对从事创作的书画家来说,也至关重要。圈内常说的“眼高手低”,即“以品鉴为学子入门第一阶”。就书法而言,宋朱长文《续书断•序》曰“于是集古今字法书论之类为《墨池编》。其善品藻者得三家焉,曰庾肩吾,曰李嗣真,曰张怀瓘,而怀瓘者为备(全面)”,以庾李张三家为善品藻者,说的正是书法鉴赏家的明眼法眼。
品画,又称解画、知画、懂画。书法家未必都要动手学画,如果为了养眼,学习品画,无疑是一件既能活跃创造性思维,又能愉悦身心的惬意之事。欣赏风景,能让人聪明和舒心;品画,会比欣赏风景获得更多的情趣。
对古代书法家来说,善于看画和题画应该是书法创作之外必擅的绝活。观赏某些书画大家的书法作品和题画留下的数行墨迹,会明显感到笔情墨趣的差异,就像歌手在空旷原野的引吭与亭台楼榭的慢吟一样各擅其美,由此反思及创作,大抵都有不近相同的体会。如果能对经典作品在题画前的相局谋篇等诸多苦心也稍加留意,竟然读得出其间的“妙之所以妙”来,那就面壁一悟,胜过千知了。
不妨先拈“虚实”说之。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虚实之论,多重在虚。画家的“十画九遮”,书家的“以白计黑”和“余白之美”,园艺家的“善经营者皆善虚”,诗词家的“诗贵清空”和“词贵空灵”等,俱是重虚之论。清代蒋和《学画杂论》说得清楚,“大抵实处之妙,皆因虚处而生,故十分之三在天地位置得宜,十分之七在云烟锁断”。蒋氏将画面虚实的空间经营以七三相比是否科学,姑且不论,但重虚的观点旗帜鲜明,那就是实处之妙往往借助于虚。当代书家大都重实不重虚,墨花满纸犹嫌不足,又好钤印,稍有通透处必钤得斑驳陆离。书界偶有在虚实经营上作些大胆探索者,又被斥为标新立异,弄得探索者扭扭捏捏,不知适从。
看一幅画,只知其山水草树,不知那上下一抹烟波、往来数叶扁舟正是浑然天地的虚实之妙;只见设色缤纷,不解“五采彰施,必有主色,以一色为主,而它色附之”(见《小山画谱》)正是五色相和、主客宜恰之妙,皆不能谓之解画。
诗书画家俱重虚,绝非偶然。虚写非虚,能传摹出实写之神,即是画论家所谓的“象外摹神”、“离象得神”。蟋蟀相斗不好画,转笔去画斗蟋蟀者(虚实相生),激斗之趣由斗蟋蟀者表情可见,犹如白居易《长恨歌》写杨贵妃“玉容寂寞泪阑干”,伤心落泪之态不好写,以“梨花一枝春带雨”虚写出之,巧能得好,亦是高手。
其次,对每幅作品还需要作些具体分析。例如画面有题画诗的绘画作品,品画还必须观画解诗。只一味观画,不深解画上题诗,亦不能谓之知画。譬如题画诗的避实击虚、实境虚写、虚境实写、虚实陪正等,无不与画密切相关,读出诗的深层意蕴,对解读画作必然大有补益。读戴熙(1801-1860)的《题画雪窗枯树》,首二句“雪窗小坐拨炉灰,对月开缸饮一杯”,不过画师自述作画前的实情实景,好像语未及画;后半首陡转,说“忽见满阶枯树影,苍然吹上楮毫来”,这就是“虚写入题”,颇不简单。分明画师笔写(行为主体)枯树(客体,被动体),却道满阶枯树影自己苍然吹上楮毫,落纸成画,无中生有,虚写,用反客为主法,既成功写出了审美幻觉,也形象地描画出雪窗枯树影扑朔迷离的景状,点醒了画面。
如果说此诗还是画外人(画师)观画中景色的话,戴熙的《题画山水》则是题画者代画中人设计感言,也是无中生有,却是虚境实写的另一番手段。前半首“傍岩溪路两三曲,缘磴烟林千万重”,对仗写画中景,形画用“线(溪路两三曲)面(烟林千万重)经营法”,与唐诗“大漠(面)孤烟(线)直”相同,两句搞定画境空间。后半首题画者翩然入画,代画中人物言“负手偶从桥上立,四围云气荡吾胸”,俱以虚说当真,故而真实亲切至加倍感人。
有兴趣者还可以再寻着原济(字石涛,号苦瓜和尚)的《轻舟观瀑图》所题“秋水接天三万顷,晚山连树一千重。呼他小艇过湖去,卧看斜阳江上峰”,体味一番题诗者入画欲呼艇过湖卧看斜阳的能动参与。如果仅仅观看画面所有,作一般欣赏,显然不够;借助题画诗的虚写和读画者的想像力,还能进一步感悟到画面所无而画心的所思所想。“只因未到那深处,若到得那深处,自然佛门洞开”(朱熹语),那就不再是一般的欣赏活动了。
读解题画诗,多一份文学眼光的审视,读出画境画理,也多领悟了一份文学的愉悦。无言画,有声诗,加上能用点线再现表情达意的书法,这就是黄宾虹先生所说的“中国艺术之三大不朽”。
仅此虚实之见,苟有所得,洞开眼界,亦不过获取了通往艺术奇异境界的一枚小小秘钥。倘若结合绘画作品从诗词作法上一一生发开去,意会旁通,也一定有利于激活书画家的创造性思维活动。眼界可通胸界心界,博览也是书家功业。况且国画点线多借重书法,画家看出画境之书意,书家读出书境之画意,直取精髓,补其所乏,也不难得如来手段。古今书画大家,无一不重旁通,史证即是明鉴,何用赘言。
品画,是心灵的艺术历程,有非同寻常的艰辛付出,便有非同寻常的创造性收获和喜悦。行之愈深远,知之愈广博,乐趣唯知者知之。书家恭读前贤大家的书法经典墨迹之外,博览一些绘画经典,能期望更多的意外收获。
“绿荫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何乐不为?
清廉与收藏
历代入朝匍拜紫墀的臣僚号称百官之众,加之放外驻边候缺等,一朝大小官吏计有数千,然而在历史上真正称得上好官清官者,毕竟还是少数。百姓说“武不滥杀,文不乱弹,收受小钱物的,都算好官”,标准着实不高。
明代书法家中品行端正,居官廉洁,又卓然可道者,除海瑞之外,品德与自己名字的字义洽合的是官廉。
官廉(生卒年不详,历明代宗至孝宗四朝),字汝清,号韦轩,又号后乐居士,东莱平度(今山东平度)人。登天顺甲申(1664年)进士,授工部主事,终户部郎中。善书,恪勤苦练,明张昇《文僖公集》曰“官廉最好晋人遗帖,虽疾犹临仿不懈”。又明刘翊《古直集》曰:“汝清楷、行、草书,颇得二王法。”
官廉性格刚介不阿,与弟官贤均有廉直美声。廉贤兄弟二人,不负其清名,颇受百姓拥戴。特别是官廉,对仗势欺人的皇亲外戚都敢执理直言,在当时的确堪称“胆大妄为”。例如景州(今河北景县)等处有百姓良田万顷,“界接东宫庄田,为内侍冒占,遗廉往勘”(因地界与东宫太子的庄田相接,竟为宫内侍官非法侵占,官府无奈,假意派官廉去勘查)。行前,宫内侍官许诺官廉曰:“田如归我,请官可得(若将良田归我,你想做什么官皆唾手可得)。”官廉正色道:“以万人命易一官,吾弗为也。”然后直赴现场,丈量侵占地,尽归于百姓。
官廉号后乐居士,当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自律的,他身在官场,居然胆敢不买皇亲外戚的账,又不怕其他官员借机下赐“小鞋”,排挤打击,很有些誉称“铁笔架”的海瑞的清骨劲气。如此鹤立群鸡,官只做到户部郎中,但能让人闻其名姓即恭敬万分,也相当不容易了。
清代雍正朝时,大学士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康熙进士,谥文和)渥承恩遇,然廉正自守,不争权利,还算个好官。张氏虽然笃爱长子张若霭(1711-1746,字晴岚、景采),但约束甚严。一日,张公至庶僚家,见到一幅名人的山水画幅,归家后对若霭赞叹不已。逾日,这幅画便悬挂于张府斋壁之上。张公审视之后确认即数日前赞叹之画,厉声训斥若霭。若霭跪叩良久,再不敢张肆,立即归画原主乃已。
张若霭乃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官礼部尚书,工楷书,师法欧(阳询)赵(孟頫),习董其昌山水画法,书画皆妙,也精鉴赏。
为政清廉是对从政者的一个基本要求。较之严嵩父子等搜罗书画以至巧取豪夺的种种劣迹,官居军机大臣(加太保)的张廷玉喜欢书画,弄一两幅名人山水悬挂斋壁,还不至于被斥为贪官污吏,但他严于教子,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行笔至此,想起《吕氏春秋•异宝》记子罕拒绝农夫宝玉的事来。当时宋国农夫耕地挖到一块宝玉,诚恳地希望“相国为之赐而受之(相国恩准收下)”,子罕回答:“子以为宝,我以不受为宝(你以宝玉为贵,我以不接受宝玉为贵)。”后来宋国德高望重的长者评价此事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子罕非无可珍贵的东西,只是他所珍贵的与众不同)。”
对话非常简单,却震撼千秋,
子罕“以不受为宝”,是珍惜羽毛,洁身自好,认为比宝玉更可贵的是品德廉洁。
喜爱书画,固有雅好与俗好之分,但倚仗权势夺爱索贿,或谓爱好所致,纯属为非作歹的借口。书画家或书画爱好者岂有不爱书画的道理?然而,非礼不为,非己不受,守住那条必须严格区分公私清浊的界限,亦是守住那为人处世的基本德操。非官吏不能嗜好书画,亦非官吏与友朋不能切磋书画收藏作品,问题的要害在其公私清浊能否面对天地百姓良心。这一点,关系道德操守,统与官帽大小职位高低无关,。
以私害公,天理不容,实乃百姓不容。
从“泰山”说到颜真卿
成语之出,大都史有来历。譬如“泰山”,一谓东岳,五岳之首;一谓身负重任,颇有实力者,泛称靠山后台。《礼记•檀弓上》记“孔子蚤(同早)作,负手曳杖,消遥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后人则以“泰山梁木”比喻仰望之人。
将泰山喻作岳父大人,应自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揭露张说的一截腐败丑闻始。先是张说撰《封禅坛颂》以纪圣德,故唐玄宗驾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时,“张说为封禅使。(张)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按照)旧例,封禅后自三品以下皆迁转一级,唯郑镒因(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后来御宴群臣,唐玄宗“见(郑)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宫廷艺人黄幡绰应声答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一句玩笑话,虽然出语不凡,讽刺中的,但根治不了官场痼疾。皇上一乐,睁只眼闭只眼,这就糊弄过关了。此后,讽意逐渐淡化,“泰山”反倒成为“岳父”的一个美称。
按《旧唐书•张说传》的记载,张说“引所亲摄供奉官及主事等从升,加阶超入五品,其余官多不得上。又行从兵士,惟加勋,不得赐物,由是颇为内外所怨”。看来,当时亲好荣迁,鸡犬升天,破格晋级的还不止女婿郑镒一人。古今无论什么层次的法规章程,只要能公开显摆出来的,多半都堂皇公允,但实施起来,歪着理胡作非为的,却大有人在,所以腐败并不难寻,在不循规章办事纳私的后面窝着的,皆是。张说当时拜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学士,其长子张均为中书舍人,次子张垍尚宁亲公主,拜驸马都尉;其兄庆王傅光为银青光禄大夫,可谓满门荣宠之极。在紫垣龙威之下胆敢不按规矩办事,借封禅超迁提拔亲好的丑闻,皇上都不问罪,就算默许。没承想,此事借着宫廷艺人之口和“泰山”之名居然还能流传久远,不知幸也不幸?
张说逝后二十五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叛乱。次年六月,潼关失守,哥舒翰中埋伏,被俘。国势险危,玄宗与杨国宗及贵妃姐妹、皇子皇孙仓皇奔蜀。御驾临次咸阳时,玄宗问高力士:“昨日仓皇离京,朝官不知所措,今日谁当至者(今日谁会追来护驾)?”高力士认为“(张说之子)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驸马皇亲),必当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为禄山所器,必不此来”。结果不被皇上看好的宪部侍郎房琯当日即风尘仆仆地赶来护驾,而特加浩荡恩宠的张垍兄弟却投靠了安禄山。张垍伪命宰相,最后死于贼军之中;张均罪当处死,经房琯等人搭救,免死,长流合浦郡。
张垍兄弟俱善诗文,与其父张说相比,才华远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张均集》二十卷,已佚。杜甫有《赠翰林张四学士》诗一首赠张垍;从诗句“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看,杜甫很赏识张垍的文翰。父威煊赫,荫子腾达,如果仅仅倚靠权势裙带,再加上写诗著文的那点点本事,时过境迁,也难长久,更况乱世投贼,失节求荣,等于自绝生路,所以二人落得如此下场,应非偶然。
同处乱世,操守与张说二子迥然不同的是大书法家颜真卿(709-785)。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始,平原(今山东平原北)太守颜真卿与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在安禄山后方倡举义旗,得十七州桴鼓相应,聚众二十万,讨伐叛军。次年三月又出兵收复魏郡。后因河北各郡失守,颜公南走;永泰二年(766)遭权相元载挤兑,坐诽谤朝政罪贬谪峡州,未至,改吉州别驾;后又历经十七年风雨,来往朝野,上下颠簸。在建中四年(783)奉使宣慰已经叛乱的淮宁节度使李希烈时,劝喻无效,反遭拘囚,又不屈李希烈的番番诱胁,最后惨遭缢杀,享年七十六;昭赠司徒,谥曰文忠。
其间,颜公所书墨迹都是光炳书史的传世力作。颜公于乾元元年(758)哀祭侄子季明,留下了“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的行书杰构《祭侄文稿》,也留下了“凛冽万古存”的浩然正气。因侄子季明英年惨遭杀戳,归葬时唯头颅尚在,已无身躯,事迹与遗状令颜真卿恸愤难抑,遂血泪凝墨,意气迸发,挥成此篇。六年后,即广德二年(764),所书《争座位稿》抨击仆射郭英乂佞行,其忠义之气,横溢行间,被米芾评作“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又山谷赏叹为“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其它例如《大唐中兴颂》(771年,62岁)、《送刘太冲叙》(772年,63岁)、《宋璟碑》(778年,69岁)等,皆吾国书法奇瑰至宝。后人敬重颜公,既崇其德高,亦慕其艺精;南宋汇刻颜公墨迹的永嘉(温州)《忠义堂汇帖》及巩嵘续刻《忠义堂帖》,皆以“忠义堂”标名,足见仰止。
若非乱世,不得成就颜公;若非气节,也不得成就颜公。若无颜公,不得有唐代书法艺术巅峰的如此辉煌。或许正是军旅生涯的艰苦磨砺以及宵旰忧勤的政务操劳等种种非同寻常,才有了颜公书法艺术非同寻常的入神化境。善养浩然之气者,成才成大事,都不难;如果又恰逢时势造就,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了。
忠奸莫辨,似乎是国君的通病。《旧唐书》评“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不过为国君走眼设置一个堂皇的下台阶。即使国履艰危见得的良臣颜真卿等,又便如何?纵观历史,凡明君立朝有成功作为的,大都因为先有明眼识得忠奸真伪,然后举才用人得当,政策方才英明适时。古今志士慨叹“只为浮云能蔽日”时,未必尽埋怨那些可来可去的“浮云(奸邪小人)”。
林岫 – 题画右左
在国家画院讲课,有安徽二学员问“题画是否一定要从右至左”。笔者问何以会有这个问题,学员说有时画好后,发现预留在右上方的题字空间已被画面占去,想题左上方又不知应在何处下笔合适,于是拿掐落款字数算来算去,十分费事;索性由最左往右写过来,又恐无先例,闹出笑话,故问有否规定。
回答:有习惯,但没有规定。最常见的是“先右后左(又称由右往左)”,即先写最右边一行,字行向左行;落款钤名章的处理俱在最左行。“先左后右(又称由左往右)”,与“先右后左”恰反,亦自古有之,虽然少见,但不等于没有。
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人提出“先右后左是封建反动”,硬要“先左后右”,搞得不伦不类,结果大家难以接受,折腾来去,最后仍然以“先右后左”为主。说“为主”,并非虚言;因为话不能说得太绝对,“先左后右”确实存在,反对也没用。
传统题画中确实有部分画是按“先左后右”来处理的,并非笔者想之当然,有古今画例佐证。
一九九八年在一次进京某画家的国画作品研讨会上,笔者发言说到题画有“先右后左”和“先左后右”两种形式,有人当即在会上以“没听说过还有题写先左后右的”提出质疑。笔者只好停住发言,问大家“记得唐寅的名画《秋风纨扇图》否?记得画上题诗题在左侧上方否?题行是‘先右后左’还是‘先左后右’?”
因唐寅《秋风纨扇图》是名画,书画圈内人大都合目即见,答案应该非常清楚,足以证明确实存在着两种形式。
唐寅题诗是首七绝,诗书皆妙:“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托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落款“晋昌唐寅”,两行题写由左往右,诸印俱钤于右侧一行。画面右上方全部空白,倘若唐寅当时选择在右上方题画,未尝不可;既然选择了左侧题画,先左后右,倒也无碍;整幅观之,很自然,谁也不觉得异怪。
宋代牧溪的《五祖像》(日本前山久吉藏)也是“先左后右”的力证。
画中唯一人物是束荆荷锄的五祖,衣衫线条极为简洁,动态栩栩如生,画的上方通栏题长短句,“白发垂垂,弊衣褴褛。投胎不择人,错入江头路。钝钁无锋,青松有子,破头山下多风雨”,连款书共八行,由左往右,行书,千真万确。
世上的事,大都由无到有,无非缘于上苍和天才的造化。从另一个角度观之,没有牧溪、唐寅等,今人就不能开创吗?况且规律总有例外,只能从右至左,就不可以从左至右吗?世间很多事,都可以奇,不可以怪。“先例”并非天生,那也是胆大有为者首创出来的。只要开创得好,有人认可;无,可以成有。
当然,首创的不一定都好,都能下传。史浪淘沙,淘沙存金,还要看最后的胜出。这是艺术的生存规律。既然历史上有过,我们就应该知道。不知,作为后人,不以为遗憾就已经有失颜面,又何须瞎话称无呢?毕竟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参考和途径,后生有幸;至于继承通变如何,那就是传承者自家的造化了。
姓名文字祸福
前数日议论笪重光事,似有未尽。今日跟学院研究生班学生闲聊,拈出“笪”姓言及祸福又旁涉其它,愈觉汉语言文字含义尤足深味。
先说“笪”字。此字音同“鞑”,在清一代,容易解读出有讥笑“鞑子”的隐意,弄不好会触犯大清皇族的大忌讳。顺治朝,笪重光应乡试时发生过差点被迫改姓的窝心事,问题就出在这里。
应试前,笪重光忽然梦见其父。其父预先警戒他说:“汝科名在朝天宫羽士某笔头也,盍(何不)订交焉。”醒后,百思不解父亲所言。逾日,又做了同样的梦,愈加奇怪,乃往谒朝天宫投刺(即名刺,类同今之名片)。与羽士见面后,二人洽谈甚欢,若平生之交,棋酒琴诗,往还无虚日。及九月写榜,执笔者正好是朝天宫这位羽士。唱名至笪重光,“笪”的字音明显犯忌讳,羽士应声即速落笔。督监(试场监察)
耳朵不聋,闻声蹙额(皱眉头),责怪其姓之音与“鞑”字相同,触犯本朝大忌,须让笪重光易姓,使者亦以为然。幸好羽士机警,为之解围道:“其名已缮榜(榜已写好)矣。”督监大声叱责曰:“汝知笪字作何写?”羽士回答十分巧妙,应声曰:“竹旦耳(不过是竹字头加个旦罢了)”。”众人也附和曰:“命也!”便不再追究。闯过“有惊无险”关,笪重光愈加谨慎小心,逾年,中得进士,后官侍御。
应试前,笪重光是否真地梦见其父,当然无从查实,更何况古书常常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以梦了结。在文章学家那里,寓梦,笔法上名之曰以虚代实,已成纪事万全疏通之法。所以,先结交羽士,关系搞定,待督监逼其易姓时,羽士以“竹旦耳”三字,四两拨了千斤,险中救得笪重光,也等于险中救得天下“笪”姓。其父托梦,任你信也不信,反正事情侥幸已成,可以归功梦显神灵。不过,有此点缀,营造一些神秘气氛,让人记住了“笪”姓,自然也成全了才艺兼擅的笪重光。
文化人的第一脸面即是姓名,通报上来,音义犯忌,如果自己笨嘴拙舌又不能善解圆场,福兮祸至,或可受害终生。开场锣鼓敲打得好的,顺水推舟,急智取巧,过得仕途第一险滩,也是幸运。
清代文学家吴元相,名字至贵极顶,必然会令达官权臣不快。因为“元相”本“丞相”美称,意指百官之首,《资治通鉴》有“元相之重,储傅之尊”句,文化人无不知晓。一介书生,大胆自诩如此,还没入场就先占了“百官之首”,就是冒犯,定一个“驳卷不录”,仕途从此没戏,喊冤恐也无门。唱名之后,主考果然怒而问名。吴元相从容不迫,应声笑答“元者,原也。元相(原相),吾本楚人。吴头楚尾耳(本书生的名字不过是‘吴头楚尾’罢了)”,幽默到位,善解圆场,考官满堂大噱,遂化险为夷。
说“元者,原也”,小见学问,因为此语出自《春秋繁露•重政》的“元犹原也”,又唐代诗人李中名句有“贫户懒开元爱静,病身才起便思吟”,这对名字中有“元”的吴元相来说,应该过眼难忘,不会搞错。加之,明初人不誉前朝,忌讳称“元”,将“元来、元本、元籍”统统改作了“原来、原本、原籍”,所以吴元相知道“元者,原也”,并不奇怪。只是将“吴姓冠头,楚人随后”,灵机一动地化成“吴头楚尾”,聊作自嘲,善解即是善救,那就非独胆魄的问题了。
无巧真不成书。
吴元相著有《松麈燕谈》一书,其中录得进士王綡(字孝斋,蒲城人)因名字失察而当众出丑的事,与著者吴元相善解己名,恰好正反相对。
当时王綡正逢着难得的机会被候补为知县,吏部唱名时连唤数声“王綡(音梁)”,王綡不应。唱至再三,王趋身道:“本知县名綡,读如‘京’字,唱名呼作‘梁’,故不敢应耳。”吏部官员笑曰:“君登进士居然不识己名耶?‘綡’为系冠之绳,古谓之帻梁,故字书止有‘梁’音。君乃以偏旁读之,误矣。”王綡大赧而退,落下笑柄。
此字,关系字学知识,学人必须细心。綡,隶属多音异义字,类同“絙”(音桓,即绶带;音庚,即绳索)、“缀”(音坠,缝合连接;音辍,停止滞顿)、“絯”(音该,即约束;音亥,即惊骇)等。既然“倞婛鲸猄”可以从京声,又“凉晾鍄辌”可以从梁声,吏部官员唱名“王綡(音梁)”未必就是铁板钉钉。如果王进士抓住这一点,也学那吴元相从容答出“敬贤礼士,小生岂敢束冠?区区不弃,愿闻‘京’矣”,如此谦恭得体,化解一番,事有转机,也不至于灰溜溜而去,弄得尚未赴任先乏了底气。
机智应答犹如禅门机锋应对(又称掉机锋),跟伶牙俐齿不尽攸关,倘若一无学问酝酿,又无创造性思维的有效活动,抠死文字,认可巧言诡辩,强词夺理,也不见得能起死回生。
教训王进士“居然不识己名”,一针见血,不能说吏部官员霸道欺人,毕竟王没有搞清自家名字多音异义的问题,事前无预,临场口拙,还能怨谁?
平心而论,吴元相的应答虽然精采,料他平素已有准备,而王进士遭遇突然,难度大些。瞬时间的智力碰撞,有点像边缘热敏效应产生高能粒子,需要借助“加速蜕变”,而幽默无疑是圆场最快最好的文化手段。呱呱落地,姓名既成,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文化存在。中国人的小名字有文化的大内涵,如果仅仅将它的番番释解看作“文字游戏”,未免对汉语言文字文化的所知太过肤浅了。
林语堂先生说“幽默,是智者的游戏”,有道理;倘若改写为“幽默,是智者的文化游戏”,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戴熙冤案
明清以来内监敲诈陷害书画家,手腕狠毒且多,谓之“刀不见血”。
譬如初以误讹本授之,命书画唐人某诗。待作毕书画后,苟无贿金贿画“滋润”,内监则将其书画与正刊本一并呈皇上,又在一旁指出谬误,添油加醋一番,让皇上见忤不快,或即令处置,问罪撤职;或赐下小鞋,令其余生受用不尽。
又如清内府命书画家题唐代李商隐七律,诗中有“桂树一枝高白日,芸香三代继清风”句,内监故意以“桂树一枝高白日,芸香三代继湖风”授之,布下黑套。若恰逢书画家对李商隐此诗详熟于心,又知道能与“白日”工对者非“清风”不可(即以“清”的同音字“青”与“白”字相对,此谓借对;“清风”亦有颂扬大清之意),遂辨出“湖”字乃一陷阱,于是急索原本鉴核,笔下小心,可避其误讹,或者能暂时免罹文祸。否则,删去原本的“清”字误书作“湖”(与“胡人”之“胡”同音),断你一个“好大胆子”,仅凭借诗反清的罪名,那就死定了。
若书画家平素腹无酝酿,唯练手技,一旦召入内府,通常须得“仙人指路”,管你愿不愿意,必然先贿金贿画,破财免灾,方可预售平安。
有鬼拦道,护前难以顾后,纵名重当时的书画大家也防不胜防。清代“虞山画派”的传人、大书画家戴熙(1801-1860)就曾为内监所构陷,落了个撤职丢官,画名从此难以大振的下场,即是一例。
戴熙,字鹿床,号醇士,钱塘(今杭州)人。道光进士,授编修,官至兵部右侍郎。戴在南书房时,从不奉迎内监,内监不满,欲伺机陷害之。一日,偶见其题画误书一字,便上呈宣宗(道光帝)。幸亏宣宗很赏识戴熙书画,只是“令内监持令(持圣旨,让戴熙)改之”。这事眼看就能侥幸避祸了,然而,内监阴险,故意不告诉戴熙题画所误之处,命戴熙用另纸又书一过。戴熙遵命不疑,随即“别写一纸,而误字如故”,惹怒了宣宗,“上以为有意怫忤”,将戴熙撤职,逐出闲置。后来,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下杭州,戴熙以为国祸无救,赋绝命词,投池自尽,谥文节。
对戴熙书画,清蒋宝龄《墨林今话》有评,曰:“(戴)醇士诗书画并臻绝诣,著有《(习苦斋)画絮》,其《粤雅集》尤巉削雄健。”评价不低。不过,龙颜大怒一如天过雷霆,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戴熙有为官从艺两重身份,欲葆官艺两全,当然洵非易事。与前朝的大书画家戴进(1388-1463,钱塘人,明代书画家)相比,戴熙的乌纱帽是换不到戴进那种朝野来去的自由的。寄身皇宫檐下,作再大的官也是听差的奴才,受调遣,看眼色,小心伺候着不说,还得由皇上的奴才内监说了算;即使当好了官,能搞好艺术吗?
其实,逐出闲置,对戴熙来说,并不是坏事,事情本有可为可不为者,后来他主讲书院,或许正是天意成全其诗书画,可惜好景不长,最后刚刚花甲的戴熙以“殉清”退场,用毕生所爱的诗书画陪葬了宦情,太不应该也太不值得。
内监下套,只是一时伤害,戴熙昂然出京,依旧一条好汉,如果专骛诗书画,大有可能成为“虞山画派”的新一代师祖。然而,戴熙忽地全部放弃,“忠是报恩情是网”,一头砸进,以自杀了结,呜呼——
下课、下海、下野,都可以,千万不能给自己下套。给自己下套,是自毙。(1996年12月12日)
戴熙殉清缘由
戴熙以书画受遇清宣宗事,朝野俱知。
当时戴熙在南书房,常以书画供奉,被内监下套之前一向颇得宣宗厚重。然而,宣宗认为戴熙书画缺乏生气,想给他一个饱览湖山胜概的机会。于是在道光戊戌(1838)年,敕命戴熙视察广东。
辞行日,宣宗谕之曰:“汝画笔清绝,然胸中目中,只是吴越间山水,此行获睹匡庐、罗浮之胜,巉岩演迤,雄丽奥曲,别有一种奇致,于画理当益进。汝品学,朕素知,公余游艺,兼可成全老画师也。”(见《清稗类钞》)这番话讲得入情在理,又颇有见地,难得帝胄之尊有此法眼。至此,知戴熙者莫如宣宗也。
南下路上,戴熙奉旨游山逛水,好不惬意。“遇名胜,辄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岭南,一壑一邱咸为写照。”到广东一年后,即将画稿装池成卷,“进呈御览,上奇赏之”。这时诸家评论戴熙作品,皆“谓粤游后(其)笔墨超特,若有神助”。
神助当然未必,得帝王之助,又得江山之助,宠遇和机遇使原本勤奋的戴熙画艺日进,确是事实。
如果单从书画艺术上观之,宣宗非帝,戴熙非臣,本属一对艺术知己。然而,宣宗毕竟是帝,戴熙毕竟是臣,戴熙永远读不懂的是“帝”之为“帝”,所以假令没有小人离间构害,戴熙会不会继续受知宣宗,孰可预料?宠重罹忧,千秋昭然;如此长期厚遇,对戴熙的书艺画艺是福是祸,孰可预料?
道光进士戴熙,为人一向谨慎,后来官至兵部右侍郎,在南书房时倒也平安,因为不谙紫苑黑径,从不奉迎内监,最后招致内监陷害。一日奉命题画误书一字,内监在宣宗(道光帝)那里告了刁状。宣宗只是“令内监持令(持圣旨,让戴熙)改之”。内监阴险,故意不告诉戴熙题画所误之处,命戴熙用另纸又书一过。戴熙遵命随即“别写一纸,而误字如故”,惹怒了宣宗,“上以为有意怫忤”,将戴熙撤职,逐出闲置。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杭州时,宣宗已经驾崩十年,岁值花甲的戴熙赋绝命词朝北拜后投池自尽,明是恩报大清,其实还是遥报宣宗的知遇之情。戴熙以此等竭诚尽忠死而后已,不知耿耿于“误书一字”就认定是“有意怫忤”的宣宗在那边解否然否?
君臣之间,不一定都各怀鬼胎地互相利用,亦有知遇情谊,千秋各代皆不乏名例。或许戴熙太在意宣宗的知遇器重,故奸小构害,逐出闲置,也念念不忘报恩,而丝毫无怨皇上。在宣宗那里,或许太看重“敕命戴熙视察广东”和平素的恩戴了,所以稍有怠慢,便横竖以为戴熙不够意思,龙颜大怒,将戴熙逼入仄径。戴熙始终不忘昔日恩遇,以为太平军攻下杭州,大清毕矣,显然错误估计了形势,但能以死相报,真格地实践了一次死而后已,也不简单。
就戴熙事言,“士为知己者死”,或许冒点傻气,但不管怎么看,尚可归属忠义勇爱之为。其动人感人之处,正在于戴熙以生命和艺术的同归于尽还报了那段未了之情。(1996年12月13日)
吴祖光说“蛇爬字”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一生历经坎坷,与妻新凤霞(著名评剧艺术家)相濡相呴,家庭和睦。吴先生经常说笑逗乐,纵阴霾深重之际,其家亦时有笑声。吴先生待人友善,结交无数,惟诚惟义而已。至交来访,本是来宽慰他们的,谁知坐下一谈,云开雾散,却大有“高谈转清,何申雅怀”之兴。
吴先生说他自己“喜好书法,却不擅书”。虽然从小就在亲友中以“文、字出色”,却是“浪博虚名”,三十年代在长沙当国文教师时,忽然对书法有了兴趣,不过喜欢写写画画而已,始终没有下过“笔冢如山”的功夫。
丙子(1996)年元月25日晚在北京饭店一次文家聚会上,他跟我们讲了两件往事,很苦涩,重重地撞击着闻者的心扉,他却如同讲述他人他事一样谈笑风生。
吴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时,他不像有的文人那般会写检查,能特别深刻地狠挖灵魂深处。一写检查,他就词穷笔拙,所有的文学才华全部冻结,怎么也发挥不出来。有次限时写检查,涂改比较多,到最后期限也没拿出个像点样的来,只好硬着头皮交了草稿。革命小将不太领教他的书法,又不认得文中的繁体字,便故意说他写的字“像狗刨的”,他不同意这种带有侮辱性的说法,大声反问道“写字就是写字,跟狗有什么关系?狗会刨字吗?”小将大怒,说“不像狗刨的,那你说,像什么?”吴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像蛇爬的”。小将们哄堂大笑:“蛇爬的,更难看。那可是你牛鬼蛇神自个儿说的!”吴先生暗喜,因为他生于丁巳(1917)年,正是属蛇的。于是,小将大笑,吴先生也哈哈大笑,最后倒把小将笑跑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吴先生四十岁时。他说,“现在思量起来,我这顶‘右派帽子’也跟‘蛇’有关系。1957年帮助党‘整风’,我听从号召,认真学习,认真思考,提了一些意见,结果正好成了‘引蛇出洞’的‘蛇’,给定了‘右派’,成了五十万右派大军中的一分子。现在‘帽子’没了,我还属蛇,是蛇神,哈哈,升级了……”
文人无论古今,自有其人格和尊严,即便是在最忽视人格和尊严的时候。宁可忍同“蛇爬”,也不屈受“狗刨”的侮辱,是文人吴先生不同寻常的倔强,也是文人吴先生不同寻常的幽默。
后来,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次聚会上,有人持册页求吴先生墨宝,他援笔书写了“人生剧场”四字。我正在沉思这四个字的深意时,他回过头来,开玩笑地问过我:“林岫,你看看,我这‘蛇爬书法’,能加入书协吗……”
吴先生走了,随凤霞大姐去了,去到那个可以身心安宁的世界。很奇怪,我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吴先生的说话声,像以前听他说话时一样,我依然会笑,但心里却着实地感到沉痛和哀伤。“你看看,我这‘蛇爬书法’,能加入书协吗”——这句话,永远令人难忘,连同吴先生那欢快的笑声。
吴祖光(1917-2003),原籍江苏武进,著名剧作家、导演,曾任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4月9日逝世。(2003年4月21日)